| 归有光的诸多“雅号” | ||||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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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陈其弟 后人对归有光的认识，通常是缘于他的一篇入选语文课本的《项脊轩志》，这篇不到800字的散文，是归有光所作的一篇回忆性记事散文。全文以作者青年时代朝夕所居的书斋项脊轩为经，以归家几代人的人事变迁为纬，真切再现了祖母、母亲、妻子的音容笑貌，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三位已故亲人的深沉怀念。作者借一轩以记三代之遗迹，睹物怀人，悼亡念存，叙事娓娓而谈，用笔清淡简洁，情感却真挚浓郁。全文语言自然本色，不事雕饰，不用奇字险句，力求朴而有致，淡而有味，营造出一种清疏淡雅的感觉。鉴于这篇散文的典范性，大家一致公认归有光是一位散文家。 崭露头角，贾、董再世 归有光（1507—1571），字熙甫，昆山人。《明史》有传，《乾隆苏州府志》《康熙昆山县志》《皇明昆山人物传》等志书也有其传记。各种史志文献显示，他的祖上本来是吴郡人，至元代河南廉访使归德甫始居昆山之项脊泾，成为了昆山人。明代，有一位城武县县令归凤，就是归有光的曾祖。 据《康熙昆山县志》称，归有光出生时，庭院里正好有一条彩虹拔地而起，家里人以为是一种祥瑞，因而给他起名为有光。归有光出身书香门第，有良好的学习环境，九岁就能够写文章了。 有一次外出，看到裸露在外的枯骨，就将其“瘗而铭之”。他的父亲将归有光掩埋枯骨后写的铭文拿给他的朋友吴秀甫看，“吴大奇之，叹为子长、孟坚一流人，遂与为忘年交。” 子长、孟坚分别是司马迁和班固的字，吴秀甫看到归有光的文章，认为孩提时期的归有光已经显露出史学才华，将他与司马迁和班固相提并论，还与归有光成为忘年交。《吴郡人物志》称，在这以后40来年的交往中，归有光“每著一书，吴秀甫、沈玄朗、张子宾之徒争传宝之，谓有金石气。” 他自幼明悟绝人，十岁时就写出了洋洋千余言的《乞醯论》，令当地许多文化人自叹不如。十一二岁“已慨然有志古人”，十四岁应童子试，二十岁时已通读经、史、子、集，以第一名的身份补苏州府学生员。从他小时候学业成绩来看，称其为“学霸”也一点不为过。 《皇明昆山人物传》称归有光“十四，补诸生，屹然有述作之志。” 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。后来，又拜同乡先贤魏校为老师，继续提升自己的学业。《康熙昆山县志》称，嘉靖十九年（1540），归有光三十五岁那年参加乡试，“举第二人”，当时的主考官张治“以国士期之”，称他是“贾(谊)、董(仲舒)再世”，十分期待归有光能够更上一层楼，早日成为进士。 可惜的是，归有光并没有如主考官所希望的那样考中进士。落榜回家以后，他就在安亭讲学，尽管家里并不富裕，甚至是“家无担石之储，意豁如也。” 赶考多艰，大器晚成 归有光的科举之途并不顺利，直到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，第九次参加考试，年近六十岁才考取进士。 真是造化弄人，在面临三年一次的会试之时，归有光的“赴京赶考”之路不像小时候那样“一帆风顺”，一连考了九次，才中进士。照此说来，归有光又是个“大器晚成”的“角色”。将近六十岁才正式进入仕途。迟暮入仕，当然也影响了他在仕途上的发展进程。他先后任职长兴（今属浙江湖州）知县、顺德（今河北邢台市）通判、南京太仆丞，尽管不算什么大官，但是饱读诗书的他，也是一心想为国出力的。 教书育人，“昆山三绝” 曲折的科举经历造就了归有光。他早年在昆山项脊轩读书，后来迁居嘉定安亭江边，在世美堂边读书边讲学，听他讲学的学生经常达几百人。归有光的“显赫”并不在于其科举和仕宦，而是他培养一大批的“读书人”，他的学生都称他“震川先生”。 早在入仕之前，归有光已经是纵观三代两汉之文，遍览诸子百家，上自九经二十一史，下至农圃医卜之属，无所不博，无疑是个饱学之士了。 《吴郡人物志》在《俞允文传》的“论曰”引用都穆的话称，“昆山盖有三绝，云：仲蔚诗、熙甫文、张子宾举子业”，将归有光的古文和俞仲蔚的诗歌、张子宾的制艺，并称为“昆山三绝”。 《吴郡人物志》又云：“归先生立言之士也，其学无所不际，而要本归于孔子之言。当世庙时，海内士大夫争为宏肆之文以相高，而先生原本《六经》，崇儒术，竟以此名天下。虽黄头卉服，呼为才子。”说归有光“独尊儒术”，绝不媚俗，是个名副其实的“立言之士”。他的学术文章是得到公认的，连“黄头卉服”的道士和边陲之地的人都称他为才子。 经世之文，太仆第一 其实，归有光的经世之文也堪称一流。嘉靖三十年（1551），由于嘉定屡遭倭寇侵扰，归有光重新搬回昆山县城居住，对于抗倭，撰写了《御倭议》《备倭事略》等，分析敌情，条陈方略，向当局献计献策。后来他还写下《昆山县倭寇始末书》等，都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。再如有关水利的《水利论》《水利后论》《三江图叙说》等，对于水乡地区的治水有很大的参考价值。 对于归有光的文章著述，明清以来评价甚高。王世贞晚年为归有光像写的《归太仆赞》序中说:“先生于古文辞，虽出之自史、汉，而大较折衷于昌黎、庐陵，当其所得，意沛如也。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，超然当名家矣。” 王锡爵《明太仆寺丞归公墓志铭》称 ：“先生于书无所不通，然其大旨必取中于《六经》，所为抒写怀抱之文，温润典丽，如清庙之瑟，一唱三叹，无意于感人，而欢愉惨恻之思，溢于言语之外……而先生不独以文章名世，而其操行高洁，多人所难及者。” 海虞（今常熟）钱谦益亦云：“国家文章，当以太仆为第一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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